赢8娱乐登录手机版|拾遗 | 《新青年》从创刊到终刊

2020-01-11 13:37: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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赢8娱乐登录手机版,一份创刊于上海的综合型文化月刊,曾几何时风靡全国,其影响力所及,延续了一个世纪,成为一座文化坐标。它所倡导的文学革命,所开启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,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,推动着时代巨变的步伐。

这个杂志就是创刊于1915年9月的《新青年》……

从《青年杂志》到《新青年》

1915年9月15日,《青年杂志》由陈独秀创刊于上海,这是一份综合性文化月刊,每号约100页,六号为一卷。后因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《上海青年杂志》同名而改名为《新青年》,自此一直沿用到终刊。

在创刊号上,陈独秀寄语青年:“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”“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”“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”“世界的而非锁国的”“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”“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”。大声疾呼:“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,羞为浅化之民也,则急起直追,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。”

杂志所涉主题广泛,有鼓吹法兰西文明,称其象征有三:人权、生物进化和社会主义。有论述民本主义,称“国家者,乃人民集会之团体,辑内御外,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,非执政之私产也”。近世“民主的国家”,才是“真国家”;专制的国家是“民奴的国家”,是“伪国家”。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,称“人类之进化,竞争与互助,二者不可缺一”,“世界一战场,人生一恶斗,一息尚存,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”。杂志还明确其批判的锋芒,是儒家的“三纲”及封建的伦理道德,认为这些说教“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,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”。东方讲纲常名教,西方讲自由平等独立,国人缺乏的这种“伦理的觉悟,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”。

1915年9月17日,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胡适提出了“文学革命”的口号。他在写给安徽同乡好友梅光迪的诗中云:“神州文学久枯馁,百年未有健者起。新潮之来不可止,文学革命其时矣!吾辈誓不容坐视,且复号召二三子。”“文学革命”的口号由此提出。

这一口号的提出,引发了陈独秀的强烈共鸣,他认为“文学者,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。”有意改良文学或曰文学革命。1916年2月3日,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:“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,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,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,有所观摩,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。”8月13日,陈独秀复信胡适:“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,甚佩甚佩。足下功课之暇,尚求为《青年》多译短篇名著若《决斗》者,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。”一个要“造新文学”,另一个要“改良文学”,他们都心有灵犀,共同感觉到革故鼎新的文化使命。

《青年杂志》出版第一卷后,因故停刊6个月。1916年9月复刊后的杂志自二卷一号始,更名为《新青年》,封面开始醒目地印有“陈独秀主撰”。

10月1日,《新青年》第二卷第二号发表胡适于8月21日给陈独秀的信,说:“年来思虑观察所得,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,须从八事入手。八事者何?一曰,不用典。二曰,不用陈套语。三曰,不讲对仗。(文当废骈,诗当废律)。四曰,不避俗字俗语。(不嫌以白话作诗词)。五曰,须讲求文法之结构。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。六曰,不作无病之呻吟。七曰,不攀仿古人,语语须有个我在。八曰,须言之有物。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。”

陈独秀接信后很快作答:“承示文学革命八事,除五、八二项,其余六事,仆无不合十赞叹,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。”又说:“海内外讲求改革中国文学诸君子,倘能发为宏议,以资公同讨论,敢不洗耳静听。”10月5日,陈独秀又致信胡适,对文学革命更寄以真切的企盼,信中说:“文学革命,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。”并让胡适“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,寄登《青年》,均所至盼。”

到了11月,为亚东图书馆招股扩大书局的事,陈独秀和汪孟邹于月底来到北京。恰逢此时,北大校长蔡元培正为聘用文科学长事犯愁,有沈尹默、汤尔和的极力推荐加上蔡元培早就熟知陈独秀,有意聘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。

《新青年》就此因陈独秀而迁至北京。

同人刊物与文学革命

1917年9月,由美国回国的胡适来到北京,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,时年26岁,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。次年1月,在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努力下,《新青年》从四卷一号开始改为北大同事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,共有三卷十八期。第四卷的轮值编辑是陈独秀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陶孟和、沈尹默、胡适,时间为1918年1月至6月;第五卷的轮值编辑是陈独秀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胡适、沈尹默、陶孟和,时间为1918年7月至12月;第六卷的轮值编辑是陈独秀、钱玄同、高一涵、胡适、李大钊、沈尹默。高一涵、李大钊替换的是将要出国的陶孟和、刘半农。

1918年1月,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,新文学的第一批婴儿即九首新诗,刊登在了《新青年》的四卷第一号上。这九首诗中有胡适的四首、沈尹默的三首、刘半农的两首。我们分录三位诗作的各一首,以让我们分享新文学呱呱坠地的喜悦,品赏开天辟地的白话新诗的鲜涩和稚嫩:

一念胡适

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,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;

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,总不会永远团圆;

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,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;

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,总比不让我区区的心头一念!

我这心头一念:才从竹竿巷(作者家乡村后的山名引者注)

忽到竹竿尖;

忽到赫贞江上,忽到凯约湖边;

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,便一分钟绕过地球三千万转!

月夜沈尹默

霜风呼呼的吹着,

月光明明的照着,

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立着,

却没有靠着。

相隔一层纸

刘半农

屋子里摆着炉火,老爷吩咐买水果,

说“天不冷火太热,别任他烤坏了我”!

屋子外躺着一个叫化子,咬紧着牙齿,对着北风呼要死!

可怜屋外与屋里,相隔只有一层纸!

继白话新诗出现之后,鲁迅也发表了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可谓是文学界的爆炸性事件。这篇小说刊载在《新青年》1918年四卷五号上。散文、文学批评和戏剧的新作品,也一一在《新青年》亮相。

1918年12月,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合作创办了《每周评论》,以周刊补充月刊。接着,北大学生傅斯年、罗家伦又创办《新潮》杂志,这个杂志给文学革命增添了泼辣活跃的生力军,除傅斯年、罗家伦外,还有杨振声、孙伏园、顾颉刚、郭绍虞、汪敬熙、叶绍钧、俞平伯、康白情、朱自清、潘家恂、毛子水等,他们日后都成了文坛健将。文学革命因《新潮》的诞生,因一批新生力量的加入,变得更加虎虎有生气。

白话文能否成为主流话语,文学革命能否取得胜利,那个时代的一些先贤对此并不怀疑,只是觉得还需费些时日。谁曾想《新青年》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,催生出五四运动,民主潮和期刊热因之而一时走红全国,文学革命在此推动下,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取得了胜利。胡适是如此肯定地分析五四运动给文学革命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。他说:

这一年(一九一九)之中,至少出现了四百种白话报,内中如上海的《星期评论》,如《建设》,如《解放与改造》(现名《改造》),如《少年中国》,都有很好的贡献。一年以后,日报也渐渐改了样子了。从前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,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歌。北京的晨报副刊,上海民报的《觉悟》,时事新报的《学灯》,在这三年之中,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。时势所趋,就是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文附张了。民国九年以后,国内的几个持重的大杂志,如《东方杂志》《小说月报》……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。

陈独秀体面地下台了

《新青年》和《每周评论》对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道德的批判,激起守旧派的愤恨,林纾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,他杜撰影射小说《荆生》和《妖梦》,攻击、漫骂陈独秀、胡适和钱玄同。

紧随其后,北大学生兼《神州日报》记者张厚载发表通信说:陈独秀、胡适等人,因思想激进而受政府干涉,陈独秀消沉隐退,已去天津。并且煞有介事地说:“北大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,记者往返蔡校长,询及此事,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,并无否认之表示。”由此,造成陈独秀将要离开北大的舆论。

在攻击陈独秀的诸多言论中,当算诋毁其私德不检的言论最具杀伤力。因为,作为北大进德会创立者的蔡元培,在维护北大形象、树立道德楷模的前提下,不能熟视无睹。3月26日夜,蔡元培召集校中相关人员在汤尔和家开会。汤尔和极力渲染陈独秀“私德太坏”,又有多人附和,蔡元培动摇了。4月8日,校方提前发布消息,马寅初为教务长,主管文理两科,陈独秀体面地下台了。

多少年来,胡适一直认为陈独秀“离去北大”,与“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‘左倾’”,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在他看来:“独秀在北大,颇受我与孟和(英美派)的影响,故不致十分‘左倾’。独秀离开北大之后,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,就更‘左倾’了。”乃至晚年,胡适仍然坚持己见,他说:“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——那一批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。”

就在陈独秀到上海时,“这一年,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”。

陈独秀在上海的这批“搞政治的朋友”,就是:李汉俊、俞秀松、施存统、沈玄庐、陈望道、沈雁冰、邵力子等。1920年5月,陈独秀、李汉俊、陈望道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。6月,陈独秀、李汉俊、俞秀松、施存统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。

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除李汉俊、李达分别是湖北、湖南人外,多是年龄相当的浙江同乡,而又几乎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,他们大多早已认识,且是故交、朋友,又都是在日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。陈望道回忆:

大家住得很近(都在法租界),经常在一起,反复地谈,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。

确切地说是建立一个像苏俄那样的政党。

《新青年》何去何从?

五四运动爆发后,陈独秀也因散发《北京市民宣言》的传单而被捕。经多方营救和舆论声援,他被捕98天后获释。出狱后,陈独秀收回《新青年》编辑权。1920年1月29日,已被北大排挤出校的陈独秀又回到上海,《新青年》也随之迁回上海。4月26日,陈独秀致信李大钊、胡适、张申府、钱玄同、陶孟和等,就《新青年》何去何从的编辑方针,提出意见:

(一)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;(二)由在京一人担任;(三)由弟在沪担任?为时已迫,以上各条,请速赐复。

此时,陈独秀正在筹组共产党,《新青年》也因之而染有党派政治色彩。8月2日,他在编完八卷一号的《新青年》后,给胡适去信,希望在二号(即下期)上,胡适“做一篇精彩的文章才好”。他仍想借重北大同人的笔力和社会影响力,扩大《新青年》的知名度,可这又谈何容易。

1920年12月,陈独秀去广州前,又先后给北京同人李大钊、钱玄同、胡适、陶孟和、高一涵、张慰慈、鲁迅、周作人、王星拱等人去信。前封信告知《新青年》“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,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,为沈雁冰、李达、李汉俊3人。”这4人都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。信中还期待“一涵、孟和、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(因为你们3位久无文章来了)”在后一封信里,陈独秀也说:

《新青年》色彩过于鲜明,弟近亦不以为然,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,以后趋重哲学文学为是。但如此办法,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。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,京中同人来文又少,也是重大的原因,请二兄(指高一涵、胡适———引者注)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。

前封信在9人中传阅后,陶孟和建议:

《新青年》既然不准寄,就此停版如何?最好日内开会讨论一番,再定如何进行。

胡适当然清楚,《新青年》“色彩过于鲜明”已是既成事实,“今虽有意抹淡,似亦非易事。”他即致信陈独秀,提出解决问题的三个办法:

1.听(任)《新青年》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,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。2.将《新青年》九卷一号移到北京,并发表一个宣言,内容是“若要《新青年》‘改变内容’非恢复我们‘不谈政治’的戒约,不能做到”。3.孟和说,《新青年》既被邮局停寄,何不暂时停办。

很快,周氏兄弟便表示了意见,周作人同意第二种办法。鲁迅也以为第二种办法“更为顺当”。至于宣言不谈政治,则认为大可不必了。陶孟和也给胡适来信,坚持第三种办法,并在信中说:

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底感情。

这些意见,胡适很快便致信陈独秀,以征求他的看法。陈独秀看完信后,立即给他们9人回信,答复他们:不赞成《新青年》停刊,也不赞成宣言不谈政治,仍然表示:

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《新青年》做点文章。

陈独秀太天真,已经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报的《新青年》,怎么可能会得到信奉自由主义的北京同人的支持。正在组党的陈独秀自然也不会放弃《新青年》,在得知北京同人的意见后,自知难以再说服北京同人,故在致胡适信中说:“你们另外办一个报,我十分赞成,因为中国好报太少,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,但我却没有功夫帮助文章。”至此,同人编辑已成昨日黄花,《新青年》终成为中共的机关刊物。

1923年6月,《新青年》由月刊改为季刊。1926年7月,《新青年》出版第五期后停刊,停刊也即终刊,一段颇为辉煌的历史结束了。